第一，妥善处理各级地方政府的债务。
中国人有韧劲，我对我们这个民族观察很多年，中国人是好的时候表现很差，差的时候表现好。日本也下行，但日本本来就很慢，减掉一点，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挑战。
何况是信息技术给我们企业节约成本。我始终认为我们要把好字放到前面。我们现在很多钢铁企业都快被库存给急死了，进了很多原料，以为钢价还会涨，市场一翻脸你买的东西是你买的，会不会消化，会不会处理？ 第二块石头是债务 通胀和负利率刺激借贷需求，普遍推高负债率。经济形势说复杂很复杂，说简单也很简单。我们要是完全靠自己积累，那得猴年马月呀，我们很多瓶颈突破不了，有些东西造不出来，有些东西天生就没有。
可是我们原来很快，这么急速下来，这个挑战在我看来，要比低位下行难度要大。没有办法，前后左右哗哗挣钱，那钱可是真的。既然追求可持续增长和现代化伟大民族复兴的关键在于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实现现代国家治理之下的包容性发展，那么以创新驱动带来动力转型，以供给侧结构优化供给和制度供给更有效地支持升级增质，化解矛盾、风险和隐患，将是决定我们能否合格地应对挑战把握机遇的关键一招。
各种意见，最后总要有一个到方案设计里边认定的执行方案。当前财政部的示范项目清单已经出来第二批了，全国有200多个。来源：证券时报 进入 贾康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改革 央地事权 。那么这就是下一步通过立法要解决的问题了。
您认为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改革面临的形势是怎样的？ 贾康：在三十余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改革已进入了深水区，阻力前所未有，所有帕累托改进式的只有人受益而不会有人受损的改革事项都已做完，现任何一项深化改革的任务都会面临既得利益的固化藩篱形成的强有力的障碍，而且各项改革大都已经深度关联交织，牵一发动全身，过去在局部发力寻求突破就可以改观全局的空间，已明显收窄，更多更大的考验，正集中于全面改革这个基本概念之上。言审慎，实拖延，对这里边的原因我不客气地讲，和一些官员的自身感受是不是有关联。
它要求政府应该更好地发挥总体资源配置中的辅助作用。预算体系内的合理形式，包括一般公共收支预算、资本预算、社会保障预算，以及土地批租收入等要进入基金预算，该体系已清晰化。十三五时期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规划建议要求完善发展理念，必须牢固树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但是我们不能够照搬美国的普遍征收模式，关键是必须在中国考虑怎么样设计出一个社会可接受的第一单位的扣除，人均扣多少平方米免税？技术上没有问题，但执行起来以后社会接受不接受？这是一个方案思路。
简单地说，这样一个态度我们虽知道很有影响力，但是还不是我们现在通过讨论要寻求达到的结论。三是深化改革的努力和既得利益的阻力相博弈。在现实中，关于房地产税的激烈争议产生了多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态度就是对税收是厌恶的、反对的，说起房产税或者房地产税就不接受。还有一些技术性的配套，如须引入权责发生制，各级政府都要编制资产负债表等等。
政策的设计和优化，需要服务改革、寓于改革。比如适合于事权合理化配置的税基和收入划分，对以分税制为基础的分级财政制度优化方面，是十分重要的事项。
中国的政府收入拿去以后怎么用？用得好不好？老百姓现在不知情，透明度很低，有一大堆的问题，包括贪污腐化，等等，种种问题牵扯在一起，这些事情不解决，这个税没有开征的前提条件。近日，证券时报记者采访了证券时报专家委员会成员，对十三五规划建议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解读，内容包括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转换、金融监管体制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等多个方面。
此外还有第四种态度，就是承认这个税是必要的，而且认为中国应该寻求比较便捷的一个处理方案，就是比照美国的具体操作方案，普遍征收。四是十三五是挑战机遇并存局面下，接受历史考验的改革新起点和争取继续大踏步跟上时代来引领的新常态的关键时期。第二是专业素质不够，需要有专业的力量来做风险防控。两大政策还要在深化改革中于国债发行、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管理等结合部方面创新机制。编者按：十八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文件对完成十三五时期中国经济的发展具有纲领性意义。但第一套房扣掉更宽松以后，容易造成另外一种不公平：第一套房有的是40多平方米，有的是400多平方米，怎么摆得平？即使是这样，还有人说这会激发中国的离婚潮。
第二种态度是有人在必要性上是承认的，即这个税收从逻辑上来说可以论证它的必要性，但是要实行，要有一系列的前提。证券时报记者：PPP目前具体推进的情况怎么样？面临哪些挑战？ 贾康：对于时下大热的PPP，政府热企业冷的说法有明显偏差，现在越来越多企业非常积极，成交项目的比重在上升。
同时还要求完整的全口径预算，即所有政府财力必须进入预算体系，不允许再有预算外资金概念。但来自资源、环境的矛盾制约和来自人际关系的矛盾制约，更是日趋明显、咄咄逼人。
这两个税种改革首先是完成立法先行的过程，对立法过程我们可拭目以待。PPP在不同的主体合作中形成公共工程供给，通过内在机制提高绩效水平，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合在一起，会带来1+1+13的好结果。
三是两大政策的设计与运作必须积极有效地服务于、配合于推进财税、金融等方面改革的展开和深化。目前以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来作一松一紧的搭配，总体上适应新常态的调控需要，有利于在景气水平、就业率水平可接受的底线上，让市场更好发挥优胜劣汰、调整结构的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而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在预算改革中必须编制中期规划，2015年开始，中央级的预算需要编制三年，称为三年滚动预算。目前财税改革还有哪些重点领域未完成，难点在什么地方？ 贾康：财税改革要继续深化，当前仍然面临三大改革任务： 首先是预算改革。
二是下行因素和上行因素在对冲。改革面临既得利益强力障碍 证券时报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面临诸多矛盾叠加、风险隐患增多的严峻挑战。
更好地在供给侧发力，有助于结合中国国情与特定发展阶段，在新常态下把从保障房建设、小微企业创业支持、环保产业发展等，到重大项目建设等的一系列有关有效投资和稳增长、优结构、护生态、惠民生、防风险的重要事项做好做实。以财政政策为主支持公车改革、司法改革、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亦是无法回避的重要任务。
货币政策的调节通常势必带有总量调节特征，而财政政策在配合、策应货币政策时，理应把现阶段的总量扩张(以赤字规模和举债安排为代表)与明确的区别对待结构导向政策相结合，突出重点，兼顾其他，以财税政策手段倾斜支持三农、社保、小微企业、科教创新、教育文化、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领域。这种意见一般公开场合听不到，在底下讨论中，我确实听到过，还是颇有影响的研究者、学者所主张的。
只要经济运行不出现可能穿破底线的重大特征变化，对此决不轻易改变。自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一系列改革创新打开了生产力解放和国家现代化的新时代，但渐进改革中既得利益也渐成局面，尾大不掉，虽然深化改革、加快转型自上世纪90年代后一路强调至今，但在利益固化的藩篱之前步履维艰。此外，关于个人所得税，明确在本年度加快研究方案，条件成熟时启动新一轮个人所得税法修订。金融改革的一些重要事项，如存款保险制和中小金融机构、人民币走出去与汇率机制的优化，特别是关键性的利率市场化改革等，亦都摆上了改革议程，需要政策配合。
因此说到这第四种，它也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态度，但是往另外一个极端的理想化，没有可行性的理想化。替代方案怎么办？是不是可以考虑更宽松，单亲家庭扣第一套房，双亲家庭扣两套房，从第三套房开始征？地产界有影响的开发商潘石屹也说过这个办法，他主张从第三套房开始征房产税。
在中国的住房保有环节原本没有税，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了从无到有的趋向，例如2011年重庆、上海两地最早成为房产税的改革试点城市。PPP可解决有效投资不足问题 证券时报记者：十三五规划建议提到，创新公共服务提供方式，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以财政、金融相互协调机制支持政策性金融和开发性金融的发展，亦需放入供给管理框架充分发挥作用。只要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处在可接受的区间之内，决不贸然启动财政、货币两大政策的双松搭配。
